安徽名人馆中的吴敬梓塑像。 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
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吴敬梓纪念馆内景。 望勤 摄（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纪委监委供图）
吴敬梓是清代著名文学家，其《儒林外史》被学者誉为“吾国第一流小说”。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是吴敬梓的故乡，人们为了纪念他，在吴氏祖宅原址上修建了吴敬梓故居，在襄河岸边修建了吴敬梓纪念馆和《儒林外史》文化园。让我们一起走进吴敬梓的文学世界，感受这位文学巨匠对贪腐丑恶的鞭挞和对清正人格的向往。
半生坎坷 一书流芳
清晨，全椒城内吴敬梓故居门前，一抹阳光洒在大门两侧的对联“三秀门斯在，九州被有余”上。该联化用了吴敬梓《移家赋》中“九州之被有余，三秀之门斯在”原句，道出吴氏家族崇文重教、科举鼎盛的历史。
吴敬梓（1701—1754），字敏轩，号粒民，晚号文木老人。他虽出身于官宦家庭，但一生未曾为官，而是醉心于文学，留下一部《儒林外史》传之后世，被胡适称赞为“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”。
缓步走进故居，青砖青瓦、古色古香，松竹环绕、静谧悠然。整个建筑群三进三出，正宅东进、正宅中进、正宅西进、赐书楼等八个展区，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信息。
正宅东进墙壁上记录了吴氏家族兴衰史。明初，吴敬梓的远祖跟随燕王朱棣靖难起兵，“赐千户，邑六合”。万历年间，“迨转弟而让袭，历数叶而迁居”，天祖吴凤让出世袭爵位后，自南京六合迁至安徽全椒。迁居到此后，高祖吴沛参加科举考试，一生“七战皆北”，遗憾之余，他全心培养五个儿子，其中四个儿子终成进士，开启了吴氏家族半个世纪的科举仕宦之路。
正宅东进堂屋照壁上刻录了吴敬梓《移家赋》中的一段话：“五十年中，家门鼎盛，陆氏则机、云同居，苏家则轼、辙并进。”从明朝崇祯年间到清朝康熙年间，吴家创造了“一门两鼎甲，两代六进士”的佳绩，吴敬梓的曾祖父吴国对兄弟五人，四人中了进士，吴国对、吴国龙为孪生兄弟，吴敬梓将他们与西晋的陆机和陆云兄弟、北宋的苏轼和苏辙兄弟相比，后来吴国龙两子又中了进士。时人称为“国初以来重科第，鼎盛最数全椒吴”。
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的吴敬梓，自幼天资聪慧，读书成癖。童年时期的他经常一头钻进家中的“赐书楼”，埋头苦读，后人评价他“万轴悬牙墨庄无过，一编在手尘世浑忘”。对书籍、知识的无限渴望，绘就了他的人生底色，也为他日后的写作提供了丰富养分。
吴敬梓在全椒度过了快乐的童年，但人生的打击接踵而至：十三岁丧母，二十三岁丧父，二十九岁丧妻，三度乡试落第，家人之间争财竞产。这一切让他看清了人情冷暖，三十三岁的吴敬梓一身轻衣，带着心爱的藏书移居南京秦淮河畔，以秦淮寓客自居。在南京，“田庐尽卖，乡里传为子弟戒”，吴敬梓生活陷入困境，“年少何人，肥马轻裘笑我贫”，只能以卖书卖文为生。但他相信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……”
一种说法认为，吴敬梓在三十六岁之后开始创作《儒林外史》，最晚在他四十九岁时完成。《儒林外史》的横空出世，在收获大批读者的同时，也启迪了晚清许多谴责小说。在近代新文学运动中，白话文学受到推崇，《儒林外史》获得很高评价，鲁迅先生在其名著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评价：“迨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出，乃秉持公心，指摘时弊，机锋所向，尤在士林；其文又戚而能谐，婉而多讽：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。”
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农历十月二十八日，吴敬梓在扬州与朋友欢聚之后，溘然而逝。“涂殡匆匆谁料理？可怜犹剩典衣钱！”吴敬梓就此结束了他坎坷却磊落的一生。
天藏巨眼 笔透儒林
与吴敬梓故居一河之隔便是吴敬梓纪念馆，馆名六个大字为老舍先生所题，两侧楹联“天藏巨眼，笔透儒林”是世人对吴敬梓的评价。该馆始建于1959年夏，后经多次修缮、扩建，才形成如今的模样。
吴敬梓写《儒林外史》“秉持公心，指摘时弊”，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的许多弊病与科举制度的僵化有着莫大关系。“机锋所向，尤在士林”，吴敬梓勇于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读圣贤书的儒林众生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汲汲于功名富贵，完全忘记了理想、风骨与操守。一大批腐儒、俗儒、劣儒通过科举涌入官场，好不容易有了经世济民的机会，却为官不为，只求自己的荣华富贵。
《儒林外史》的第一回，作者借元代士林清流王冕之口道出了读书人必须面对的矛盾冲突，科举制度为读书人提供了追求功名富贵的“荣身之路”，有了这条路便可能看轻“文行出处”，即读书人的学问、操行与进退出处之道。作者看到了以下现象并进行细致描写。
科举僵化，逐慕功名。明清时代以高度程式化的八股文取士，要求一字一句都有出处，读书人寒窗苦读，只为写好时文，在科场中取得一个好成绩。而科举与入仕的紧密关联，使应举成为许多人毕其一生的事业，获得功名前后的世界完全不同。范进中举的戏剧性场面便说明了这一点。老秀才范进在未中举人前，被丈人胡屠户百般嫌弃。在人生迟暮时，范进意外中举，看到报帖后，他喜极而疯。胡屠户对他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“一向有失亲近”的张乡绅赶来“谨具贺仪五十两”，要增进与他的关系……考中举人便有了选任为知县等官的资格，这便是众人对范进态度转变的原因。
文人失范，道德倾颓。当时投机之风盛行，儒林中多有窃名盗誉之徒。乡野少年牛浦郎，从一老和尚处偷得已故诗人牛布衣的遗稿，心想“何不把我的名字，合着他的号，刻起两方图章来印在上面，这两本诗可不算了我的了！”官宦子弟蘧公孙得到绝世孤本《高青丘集诗话》后，亦想“此书既是天下没有第二本，何不竟将它缮写成帙，添了我的名字，刊刻起来，做这一番大名？”科场舞弊也相当普遍。金东崖出银五百两聘人代考，为“一字不通”的儿子金跃谋取秀才功名。所聘之人正是昔日的寒门孝子匡超人，他的堕落令人触目惊心。在恶吏潘三的筹划下，金跃与匡超人在进入考棚前互换衣帽，周围的人都打点过了，没人揭发。这是明目张胆的集体舞弊行为，参与其中的人岂有廉耻之心。
官场贪腐，敛财求进。进士王惠出任南昌知府后，不以治理地方、安抚百姓为己任，首先关注的是“地方人情，可还有甚么出产？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？”王惠的衙门中发出的是“戥子声，算盘声，板子声”，以此指代他精于算计盘剥百姓、不以仁义而以严刑处理纠纷。如此一个王惠，却被上司访闻为“能员”。青枫城守将萧云仙平乱后，奉令筑城安民。他想到“像这旱地，百姓一遇荒年，就不能收粮食了，须是兴起些水利来”，遂动支了一部分修城钱粮用于开凿沟渠，引导百姓开垦田地、种植树木。百姓感激萧云仙的恩德，然而经工部核算，他应被追赔银七千多两。萧云仙赔尽了父亲家产，还少三百多两。萧云仙是吴敬梓心中的理想官员，却被赋予了这样一个结局，令人感叹不已。
讽谐寓真 寄托深远
出馆西行二百步，阁院花庭入画来。站在《儒林外史》文化园内，“王冕画荷”等多组雕塑点缀园中，进一步呈现《儒林外史》“讽谐寓真”的思想主题。他的“讽谐寓真”，并不止于“讽世”，更为了“警世”，最终达到“醒世”的目的。吴敬梓通过塑造出一批理想文人形象，表达了对清风正气的渴求。
淡泊名利，随性自由。《儒林外史》以“王冕画荷”的故事开篇，树立真儒者的君子风范和立身标杆。元末画家王冕其实以画梅著称，他的一首《墨梅》诗传颂千秋：“吾家洗砚池头树，个个花开淡墨痕。不要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”在小说中，他画的却是荷花，取其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特质。王冕“既不求官爵，又不交纳朋友，终日闭户读书”，耕读传家，不事权贵，淡泊宁静。有人慕名拜访：“今得见先生儒者气象，不觉功利之见顿消。”在《儒林外史》终章，吴敬梓塑造了“市井四奇人”的形象。裁缝荆元，琴弹得好；卖火纸筒子的王太，棋下得好；无家无业的季遐年，字写得好；开茶馆的盖宽，画画得好。他们在经济上自食其力，精神上随性自由；生活于市井，但隐逸于琴棋书画，比许多儒林中人更加高洁。
践行礼乐，崇文重教。《儒林外史》对儒林乱象极尽讽刺之能事，对于孔孟之道仍肃然起敬，小说的一个核心就是仁义礼乐，如王冕劝朱元璋行仁义，“若以仁义服人，何人不服”。全书结构的顶点是七十六人“祭先圣南京修礼”，迟衡山、杜少卿等南京一众名士捐银修建泰伯祠，泰伯三让王位，孔子赞其“可谓至德也已矣”。众人以古礼、古乐行泰伯大祭，“借此大家习学礼乐，成就出些人才，也可以助一助政教”，寄托着摒弃科举功利陋习，用礼乐端正人心、匡正世风的希望。
仁义助人，千秋快士。书中有一位五十岁才中进士的虞博士，在未中进士前以坐馆教书为生，经济上并不宽裕，但面对无钱葬父、投河自尽的农夫，忙叫人将其救上岸来，慷慨赠银，成全其孝道。杜少卿是小说的灵魂人物，亦是吴敬梓自身形象的投射。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十三回，友人见到杜少卿道：“先生是海内英豪、千秋快士！”“快”字写出了杜少卿豪爽的人物性格。一是不重金钱，有着“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豪迈。二是不重功名，“乡试也不应，科、岁也不考，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！”这与吴敬梓放弃秀才籍、辞博学鸿词科、“恩不甚兮轻绝，休说功名”的经历如出一辙。
1991年，全椒人在吴敬梓纪念馆里立起一尊吴敬梓铜像，五百公斤的体量稳稳托住这位文学大家“维桑与梓，必恭敬止”的情怀。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，在塑像前驻足留影，衣襟间裹挟着《儒林外史》的人世况味与先贤的精神余温，他们带着思索离开，再度奔赴烟火尘世。吴敬梓的小说写尽“世道人心”，最终指向的是对“清风正气”的深切呼唤，读者在随着小说或哭或笑之后，更为关键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守正道、养正德、扬正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