顾炎武像。

清人绘《顾祠雅集图》。

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顾炎武祠。 资料图片

顾炎武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、经学家、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，其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论断影响极为深远。顾炎武出生于江南名门望族，不仅家世显赫，家风亦非常醇厚。这些弥足珍贵的家族精神遗产，塑造了他崇高的学术品格和人生操守，为他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刚正不阿的凛然品格

顾炎武的曾祖父顾章志，官至应天府尹、南京兵部右侍郎。当时严嵩父子权倾朝野、把持朝政，满朝文武趋炎附势，唯独顾章志始终以冷眼相对、刚正不阿，不与之同流合污，成为当时官场一股清流。饶州地处鄱阳湖要冲，盗匪猖獗，民风彪悍。在担任饶州知府期间，顾章志大力清理刑狱，明察善断，公正执法，狱讼无积。

家族刚正不阿的品格深刻影响着顾炎武的人生道路。顾炎武一生性格耿直，两次被恶意诬告，身陷囹圄。当时只有投降清朝、人脉极广的钱谦益才能救他，经过友人四处奔走联络，钱谦益多方斡旋，成功为顾炎武洗脱罪名。钱谦益在此前提出了一个要求：顾炎武必须承认是他的学生。友人深知以顾炎武的性情不可能屈服，于是擅自模仿顾炎武笔迹写下承诺书。出狱后的顾炎武得知此事后，满大街张贴布告，言辞恳切、态度坚决地澄清自己与钱谦益的关系，不愿因获救而违背自己的原则，其刚正不阿的气节令人感佩。

求真务实的治学风范

顾炎武的祖父顾绍芾是一位有着非凡个性、才气和见识的人，他饱读经史，通晓典章，曾教导顾炎武：“士当求实学，凡天文、地理、兵农、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，不可不熟究。”因此，顾炎武看的大多是无关科举应试的书籍，比如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史学名著，以及《孙子》《吴子》等兵法经典。顾绍芾还教导顾炎武要坚守原创的学术道德：“凡作书者，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。”时至今日，这番教诲依然振聋发聩。

顾炎武后来提出“博学于文，行己有耻”的学术原则、“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，后世之所不可无”和“文须有益于天下”的创作原则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祖父教导的结果。也正是这一风格，影响了顾炎武一生，他认为“君子之为学，以明道也，以救世也。徒以诗文而已，所谓雕虫篆刻，亦何益哉？”在北方游学期间，顾炎武致力于探索“国家治乱之源，生民根本之计”，辑录有关全国各地山川、地理、农田、水利、兵防、物产、赋税、交通等资料。在顾炎武故居清厅（轿厅）的抱柱上，一副楹联映入眼帘：“精神到处文章老，学问深时意气平。”“文章老”“学问深”指的是学识深厚，顾炎武一生勤于著述，完成了《日知录》三十二卷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一百二十卷、《肇域志》一百卷、《音学五书》三十八卷，成为一代旷世大儒。顾炎武的学生潘耒在《日知录序》中盛赞道：“先生足迹半天下，所至交其贤豪长者，考其山川风俗，疾苦利病，如指诸掌。”不仅展现了顾炎武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治学精神，更道出了其将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独特治学路径。

坚贞不屈的浩然气节

顾炎武的母亲王氏是一位大家闺秀，知书达理、精通四书五经，“昼则纺绩，夜观书至二更乃息……尤好观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及本朝政纪诸书”。在王氏的影响下，顾炎武6岁熟读《大学》，9岁又读《周易》，14岁遍读《资治通鉴》。“春酒绿时留客饮，夜灯红处课儿书。”一副楹联张挂于顾炎武故居白石楼前，非常醒目，描绘了母子朝夕相伴、涵养学识的美好场景，这段时光对顾炎武求实学风的形成大有裨益。“入则孝，出则悌，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后学。”亭林祠悬挂的楹联带我们走进顾炎武毅然投身抗清的峥嵘岁月。1645年，清军南下屠城，王氏幸免于难，却不愿苟活于世，绝食十五日，壮烈殉国，临终遗言催人泪下：“我虽妇人，身受国恩，与国俱亡，义也。汝无为异国臣子，无负世世国恩，无忘先祖遗训，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也。”这位未嫁守节、断指疗姑的奇女子，在国难面前，把气节发挥到极致。

王氏的爱国行为与临终嘱托改变了顾炎武的人生轨迹，此后十余年间，顾炎武背负着遗志，往来长江南北，奔走抗清。顾炎武一生坚毅不屈，誓不与清朝为伍。他在《精卫》中写道：“长将一寸身，衔木到终古。我愿平东海，身沉心不改。大海无平期，我心无绝时。”对于变节仕清者，他痛心疾首：“蓟门朝士多狐鼠，旧日须眉化儿女。”清初开博学鸿词科，朝野争相举荐，他凛然回绝：“刀绳俱在，毋速我死。”次年朝廷邀请编修明史，他严词拒绝：“七十老翁何所求？正欠一死。若必相逼，则以身殉之矣。”其坚贞不屈的浩然气节，令人敬畏不已。

良好家风传后世

顾炎武的先辈以身作则，率先垂范，以“身教重于言传”为家族树立了清正门风。顾炎武承此家风，在《日知录》中注重“廉耻”之论，又以“俭以养德”训诫子孙、垂范后世。

顾炎武对“耻”的论述非常深刻，在《日知录》中写道：“《五代史·冯道传》论曰：‘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；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’然而四者之中，耻尤为要。”顾炎武认为，礼义廉耻四者之中，耻最为重要，是礼、义、廉的基础和前提。“自子臣弟友以出入往来、辞受取予之间，皆有耻之事也”，他认为“耻”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应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要有道德底线和羞耻之心。顾炎武训导学生潘耒：“不要以少年而事公卿，以贫士而依附权贵，否则不但不能读书做学问，还必将被带累堕落。”告诫潘耒保持精神独立，若因年少或贫穷而趋炎附势，不仅会荒废学业，更会丧失士人应有的气节与操守。在《日知录》中，他痛切指出：“士大夫之无耻，是谓国耻”。顾炎武还将“耻”延伸到了为官者的责任担当，他在《与友人论学书》中提出：“不耻恶衣恶食，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。”在他看来，真正的耻辱不在于个人生活的清贫，而在于为官者尸位素餐、未能造福百姓，体现了顾炎武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济世情怀。

顾炎武虽游学在外，与身居高位的三位外甥徐乾学、徐秉义、徐元文聚少离多，却始终以书信谆谆教诲，勉励他们要做清官、做好官。在《与公肃甥书》中写道：“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，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，而其本在于养廉。”认为要正朝廷必先正百官，应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，而其根本在于培养并保持廉洁的美德，将“廉”视为吏治根本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卷十三《除贪》中写道：“法不力，诛不必，而欲为吏者之毋贪，不可得也”，提出要以制度解决贪腐问题，保持廉洁的状态。

成由勤俭败由奢，顾炎武认为切不可兴奢靡之风。他在《日知录》中提到了诸葛亮，诸葛亮曾对后主刘禅坦言：“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顷，子弟衣食，自有余饶。至于臣在外任，无别调度。臣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赢财，以负陛下。”这一千古名训，彰显了贤相“不蓄私财、不谋私利、不负君民”的崇高境界。在《日知录》卷十三《俭约》中，顾炎武还列举了唐代名相杨绾以廉节自励、改良社会风气的生动案例。“绾素以德行著闻，质性贞廉，车服俭朴，居庙堂未数月，人心自化。”杨绾品性刚正清廉，车马服饰俭约朴素。御史中丞崔宽家财万贯，史料记载“有别墅在皇城之南，池馆台榭，当时第一”，但在杨绾的影响下，崔宽由奢入俭，下令拆毁别墅华屋。还有京兆尹黎干，“每出入，驺从百余，亦即日减损，惟留十骑而已”，在杨绾清俭德行的感召下，主动摒弃骄奢淫逸，只留十骑。顾炎武以此警示后人：崇俭去奢绝非个人小节，唯有持守“崇俭戒奢”之道，方能永葆社会清明。